免疫和炎症反应参与神经损伤和重建的许多环节,因而成为神经系统许多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重要靶标。脑卒中(包括脑梗死和脑出血)自年已经超越心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成为我国居民致死、致残的首要病因。缺血性脑卒中急发后约21-65%的患者并发感染,其中以肺部和尿路感染最为常见,是患者致死(约占20%)及不良预后的重要危险因素。目前,该领域普遍认为卒中后机体免疫力降低是造成其易感性增加的主要原因,但以下问题仍不明确:急性脑损伤如何影响免疫系统?相似的机制是否在不同的器官中存在以及如何减少卒中后感染?
为解决这些问题,总医院施福东教授团队五年前发现缺血性脑损伤进入亚急性期,免疫细胞在外周和脑内呈现非常巨大的免疫表型、转录组和功能变化。这些动态变化在卒中患者的脾脏和血液循环中体现非常突出。随后几年,他们揭示了控制这些不同器官免疫功能变化的神经通路和分子机制,进一步发现通过调控神经支配通路可减轻卒中患者感染的发生。近期的两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的大型临床研究提示,预防性抗生素治疗并未改善脑卒中预后(Kalraetal.,Lancet;Westendorpetal.,Lancet)。考虑到抗生素预防卒中后感染的有效性仍不清楚,施福东教授团队的这项工作为解决这一棘手的临床问题提供了线索。这些结果近期在Cell子刊Immunity上线(Liuetal.,,影响因子:24.)。在同期杂志上,德国科学家LindaQuatriniandSophieUgolin对该工作的临床和理论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Quatrini,Letal.,Immunity)。
图一:施教授团队卒中领域系列研究:免疫细胞与缺血神经元相互作用、机制、时相、免疫干预的尝试和相关文章
自年阿替普酶(tPA)被批准用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以来,急性期新的药物治疗几乎无实质性进展。为打破这一尴尬局面,需要重新审视脑缺后引发脑损伤的病理机制。因此,在过去10年中,施福东教授团队在神经系统免疫与炎症领域广泛与深入研究的基础上(Shietal.,NatImmunol;ShiandVanKaer,NatRevImmunol;Haoetal.,JExpMed;Liuetal.,NatNeurosci),揭示了免疫和炎症在卒中病理生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发现脑缺血后趋化因子Fractalkine招募淋巴细胞至脑内,这些淋巴细胞通过直接杀伤缺血神经元及与神经胶质发生交互作用等途径增强脑内炎症,细胞因子IL-15作为星形胶质细胞和淋巴细胞之间联系的桥梁,介导了细胞免疫,扩大了局部炎症,并最终加重脑损伤(Ganetal.,PNASa;Lietal.,PNAS)。这一发现揭示了脑卒中的免疫炎症损伤机制,并为建立卒中的免疫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见图一)。
图二:施福东教授经常穿梭于临床和实验室之间与研究生们一起评估实验手段和分析实验结果
在此基础上,施福东教授团队通过借鉴多发性硬化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经验,归纳了卒中免疫干预的可能时间窗、用药剂量和疗程(Fuetal.,NatRevNeurol)(见图一)。免疫调节剂芬戈莫德是一种治疗多发性硬化的口服药物,其作用机制主要是抑制淋巴细胞从淋巴结进入外周循环,从而减少进入脑内的淋巴细胞数量。考虑到该药物迅速、可逆地抑制免疫细胞中枢迁移的药效学,施福东团队在临床上开展了一系列概念性、干预性研究。他们发现,通过芬戈莫德对缺血性脑卒中发病后4.5-72小时和出血性卒中72小时内的患者进行短暂的免疫干预,可以抑制外周淋巴细胞向脑内浸润,从而减轻脑水肿和病灶体积的扩大,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Fuetal.,JAMANeurol;Fuetal.,PNASb)。他们还发现,在缺血性卒中发病4.5小时内,芬戈莫德联合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溶栓静脉可以减少出血转化(Zhuetal.,Circulation)。基于以上结果,几项免疫干预治疗缺血性和出血性脑卒中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正在进行(ACTIONII),或正在筹备。
综上,施福东团队近几年在脑卒中的免疫学机制及临床免疫干预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该团队引领了脑卒中免疫领域潮流,并引领了国际合作探索这一领域新的治疗尝试。施福东教授团队很好的体现了我国临床科学家有能力开展尖端基础科研,并付诸临床概念验证性研究,进而影响甚至主导国际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基于上述成就,年施福东教授团队获得首个中国卒中学会创新研究奖,同时,施福东教授年医院和国际神经免疫大会作专题发言。
医院科技处
编辑丨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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