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脑卒中史记6

（笔者在天坛卒中会荣获中国卒中奖）

中国脑卒中史记（6）

——中华脑卒中的展望

张和（JohnH.Zhang）

医院神经外科海外主任

在重庆机场头等舱休息室，准备去北京参加中国卒中学会的第一次会议，也是天坛卒中会议的第十四届会议。思绪万千，感触良多。想十五年前我们都在40岁左右，王拥军可能还没有到40岁，就挑起振兴中华卒中事业的重担。那时卒中科研在万事待兴的中国是一片空白，人员参差不齐，基础科研更是穷途潦倒。现在一切如梦中醒来，十五年过去，旧貌换新颜，中国像是换了人间。

展望未来需要看清过去和现在。中国卒中第一代大师等于是西方的第三代，因为本世纪初出生的-年在30岁后开始有研究活动，也就是40-50年代，算是第一代。-40年出生的，30年后也就60-70年代算第二代。所以-年后出生的是第三代。我们第三代（中国的第一代）在80年后进入卒中研究的主战场，在50岁时（年）到达上层水平，开始领导卒中的研究进程。现在卒中的各种主要活动都是由第三代大师们在领导。

目前第三代卒中大师人数众多，难以一一例出，只能举例。如美国第三代大师们有RalphSacco,JamesGrotta,DonnaFerriero,TomKent,JeffreySaver,KyraBecker,PatriciaHurn,KarenFurie,LewisMorgenstern,MarilynCipolla,KeithPennypacker,DavidHess,SusanFagan,SteveCramer,LawrenceWechsler,SeanSavitz,MagdySelim,ColinDerdeyn,FrankFaraci,DavidLiebeskind,PatricLyden,LouiseMcCullough,FrankSharp,LarryGoldstein,WilliamPowers,GaryRosenberg,MarkFisher,RonaGiffard,SteveGreenberg,GregoryAlbers,日裔MimiYenari,巴拿马裔MiguelPerez-Pinzon,意大利裔的CostantinoIadecola,英裔GregdelZoppo和RichardKeep,叙利亚的NabilAlkayed,波兰的JarekAronowski,韩裔SungheeCho和Jin-MooLee,印度裔RajivRatan和RaghuVemuganti,土耳其的CenkAyata,菲律宾的CesarBorlongan,和加拿大的RobertLochMacdonald和MichaelTymianski和MayankGoyal和AshfagShuaib等。总的来说，美国是各种肤色百花齐放，外国人在基础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华人卒中力量，成了北美卒中研究的第二集团。

比如在北美的第三代卒中华裔大师有Pittsburgh的陈俊和孙丹丹，Michigan的奚国华和华亚，Detroit的陈洁丽，Atlanta的魏玲，于山平，和熊志刚，Dallas的扬少华和金坤林，Boston的EngLo（罗英豪），王小英和谢仲淙,上纽约的赵丽茹，Baltimore的胡炳仁，Virginia的Zhiyi左,旧金山的苏华，新墨西哥的刘克俭，Sheveport的李国红，Hoston的夏莹，SanAntonio的TimDuong,Mississippi的冯养正,洛杉矶的唐纪平等。还有台湾来美国旧金山的刘佳玲，北卡的WeiliLin。另外还有加拿大的孔吉明，新墨西哥的扬谊，Detroit的丁玉川，Indiana的徐造成和李为华，Pittsburgh的曹国栋，休斯敦的赵秀荣，和Durham的李平安。

欧洲第三代卒中大师们还有BoNorrving,DavidMendelow,WernerHacke,MatthiasEndres,UlrichDirnagl,MartinLauritzen,KennethLees,PeterVajkoczy,EmanuelaKeller,AnnaPlanas,JoanMontaner,ChristophKleindchnitz,GitteKnudsen,MalcolmMacleod,NikolausPlesnila,JensDrier,WolfSchabitz,RolandVeltkamp,KlasBlomgren,TurgayDalkara,RickDijkhuizen,LorenzHirt,HenrikHagberg等。现在在德国东部的Magdeburg和意大利的罗马有两个小型卒中会，主要由第三代主持。日本则由KojiAbe带领包括HiroshiIto,IwaoKanno,TakaakiKirino,KazutoMasamoto,HirokiOhkuma等但人数比过去略有下降。

中国卒中第三代大师有在香港的黄家星，潘伟生，北京的王拥军，姜卫剑，袁增强，周长满，李俊发和罗玉敏，天津的施福东，南京的徐运和朱东亚，成都的刘鸣，广州的曾进胜和徐安定，西安的熊立泽，杭州的陈忠，罗本燕和张建民，上海的楊国源，高艳琴，孙学军和孙凤艳，重庆的冯华，泰安的孙保亮，郑州的朱长连，武汉的胡波，都是带领中国卒中事业发展的核心人物。还有一些一代大师因为情况不明我暂时不例举了。

以前说过，中国-50年代时正在打仗，连专业卒中医师也没有，更没有卒中研究。从全世界看，在那个时代卒中研究重心开始从欧洲移动到美国。中国-70年代又是反右，大跃进，然后文化大革命，大牌医生都关起来了，牛棚里有什么科研。而在那个时候西方临床试验已经开始，卒中会议频繁，连Stroke都发行了。所以与西方平比，中国没有第一代而且几乎没有第二代卒中大师。从海外看，50年之前的真正华人卒中领袖极少，如香港来美的PakChan(主持过Princeton会议）,台湾来美的许重义（ChungHsu，共同主持Keystone会议）和TonyLee（主持过Brain会议）划为超一代，不能独立为一个时代。PakChan和许重义在学术上很强，是当之无愧的华人卒中科研领袖但是不说国语，对中华文化只有一定的认同感。许重义又是 领袖。记得年代初期，我受邀请去台北参加台湾卒中年会，并且做为当年的海外特邀讲演嘉宾。走进会场看见许重义在讲标准的国语。看见我后改用英语和我聊天。这是十年多相识第一次知道他国语如此标准，我以前真的以为他不会说呢。很多台湾或其他国家的华人都不说中文，开始我们照顾他们在聚会时用英语，后来我提议全部用中文。所以盘古会议也成了中文会议。第二次盘古会议上台湾去美国的刘嘉玲用流利的中文发言震撼了我们，十几年第一次听她用中文发言，为她感到高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自傲还来不及呢，没有什么可自卑的。

中国国内老一辈在临床实践上有极大贡献但由于历史原因对卒中理论和科学性研究作为不大，与世界交流很少，难以评价。比如己故的王忠诚，对中国脑血管外科贡献极大，即有临床也有基础，与国外交流也很多。但在他这种层次的人物很少，所以我把他算为超一代宗师。

展望中国的卒中前景，用毛泽东的一句话，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卒中学会成立，海内外华人卒中学者们更紧密结合，在学术上中华卒中学者和大师们已经站在新的起跑线上。中国大批新研究人员入局将改变世界卒中的成份，布局，和方向。在卒中上层建筑上我期待更大的改变。以前南京的刘新峰与国外合作办了英语卒中介入杂志，今年北京的姜卫剑的英语卒中杂志也批准了。王拥军也在准备办英语卒中杂志。形势大好，百花齐放。反之中国神外万马齐喑，除中华神外英文版，连一本英语杂志也没有。第二个方面的改变是卒中的高级会议，美国办了半个多世纪的Princeton卒中会议可能停办了，德国的Marberg脑缺血会议早些年就停了，反映出西方经济的下滑和第四代（中国第二代）卒中学者人数和兴趣的减少。虽然东德的Magdeburg和罗马都有小型卒中会议，但没有形成主导性地位。反之，今年开盘古的第四届，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发现和发展中国卒中的第二代。如果有可能，明年希望会议改成两天，其中有一天英语会议，主要是中国二代对世界二代，希望从起跑线上我们就拉平距离，然后奋斗领先，让卒中国际从-年进入中国主导时代。

虽然杂志和会议很重要，卒中上层建筑另一个重要组成是卒中的理论建设。今年的盘古卒中会议，将重点讨论取栓溶栓问题，为什么中国是取溶大国，但我们的介入精英们只会为别人忧伤和为别人欢呼？别人取栓试验失败了我们担心伤心；别人取栓成功了，我们举国欢腾，准备大显身手。为什么我们不能设计试验，率先推出试验？为什么当别人失败时我们不能修正方案，再次探索。似乎中国介入人物们只能人云亦云，由外国人来指导和决定我们的未来？中国神经介入领袖们，姜卫剑，刘新峰，刘建民等应该敢于面对现实，不要大讲别人的成绩，要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设想，提出新的临床试验，解决预防再通后的过度灌注和出血问题。利用中国介入人多事壮的优势，将来用中国的设想和结果指导世界。

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是卒中影像。中国学者能否开发影像手断来测量脑静脉甚至小静脉压力，血流和管径大小？按照再循环理论，脑静脉压力在脑肿胀，脑外伤，脊髓损伤，脑卒中的病理生理中有关键作用，但是有关研究几乎是空白。中国影像学者能否率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新的软件，我们需要新的仪器！为什么中国的厂家不能设计一个专测脑静脉压力，血流的新仪器，投入和占领世界市场？

同时，当全世界只讨论动脉对卒中病理生理和治疗的贡献时，中国学者能否率先建立动物模型，研究静脉在急性功脉卒中时的作用？能否开发出增加静脉血流的办法或药物？对卒中的病理生理需要进一步探讨，我的女弟子（也是杭州楼敏的门人）童璐莎大胆提出VenousCollateral和CollateralHomeostasis在卒中再通后的作用的新概念。为什么我们不研究静脉侧枝循环在过度灌注和再通后出血中的作用？为什么没有人研究静脉侧枝循环？为什么有动脉侧枝循环的病人再通后预后好？动脉侧技循环是否实际上保护了静脉侧枝循环的畅通，所以再通后静脉流畅？静脉畅流是预防脑肿胀和出血最有效的办法？当然动脉侧枝循环也保护脑组织使其在再通后恢复功能。另外静脉在血管重建的作用为什么没有人观注？病人康复不好是否因静脉重建不利？重庆的冯华和孙晓川，杭州的张建民，苏州的陈罡，长春的杨弋，西安的屈延等需要在静脉研究上做出更多贡献。

盘古会议有一天半的议题，上述只例举上午的三个议题，供大家考虑和讨论。卒中理论非常重要，希望能见到更多的新理论，尤其是第二、三代的卒中精英们，希望看到的不是你们的谦虚而是你们征服世界的能力。

另外，这次盘古会议的午餐时间将邀请四位第二代大师发言。第一，总结中国过去五年在课题上对卒中第二代的支持及有利与不利的影响，根据中国国情推断今后五年如何协助中国卒中第二、三代的成长。第二，总结中国过去五年第二代的卒中文章发表的情况和分析，推荐如何协助第二、三代发好文章。第三，总结中国在蛛血的研究，具体到每个领军人物，并且评价优缺点及今后如何提高。第四，如蛛血一样，总结中国在脑出血的研究。我推荐天津的郝峻巍，广州的石忠松，苏州的陈罡和重庆的杨清武主讲。晚宴时第一代大师奚国华将总结TSR的情况，做为盘古会议和FACTs的代表杂志，今年影响因子上升到2.44，推算明年在3以上。我们要讨论如何与中国卒中学会合作，如何提高TSR影响力。陈俊大师将总结盘古专辑，第一个专辑在ProgressinNeurobiology年发了，反响很好。第二个专辑在ExperimentalNeurology,马上正式出版。今年盘古会议专辑如果有必要准备在两个杂志都发，至少我们要争取在ProgressinNeurobiology再出专辑。

展望中国卒中的未来，我认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可能并不曲折，我们如果正确布局，为第二代创造条件，我们应该会开出一条捷径。我们第一代的要积极配合和支持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在中国卒中史记（1）里我做了代份划分，重点讨论了人（人势）。在中国卒中史记（2）里我总结了中国卒中团队的八大优势和中华文化过度自谦的反面效果（地势）。在日本写的中国卒中的未来可以算是是中国卒中史记（3），我比较了中日在卒中事业上的努力，感觉中国有能力带领亚洲成为卒中世界的第三极（天势）。在中国卒中史记（4）和（5），我总结了卒中会议和杂志。从现在向今后十年推测，我认为我们占居了天时地利人和全部。中国的经济大环境，卒中学会，各层机构，会议等等形成中国卒中的大好天势。中国各级政府尤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科研的大力支持。董尔丹参加第一届盘古会议并做总结，曹河圻全程参加每次盘古会议并做总结和讨论，这些都是难得的。所以，中国卒中有强大的地气。最后，因为各种原因包括政府压力，进升要求，或出于科研兴趣，大批中国年轻人进入卒中研究领域，人数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形成卒中历史上最强的人势。

但是我们弱在历史积累和上层建筑的建设。我们在国际学会中声音小，自己的卒中学会刚成立。我们最高分的杂志TSR只是排名第五。我们缺乏新的理论和检测治疗仪器，等等。因此正确布局将决定我们能否十年登顶。我相信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尤其是董尔丹和曹河圻的继续支持下，在海内外卒中华人的一致努力下，我们能办好高层会议和杂志，能够为第二代提供更好的条件。希望现在30-40岁的第二代卒中大师，能够指点江山，激洋文字，挑起重担，攀登卒中世界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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